因为中国古代识字人口多。

文明水平永远跟受教育人数呈正相关，受教育人口多了，才有更多人进行哲学思考，进行文艺创作，以及科学技术研究。

(相关资料图)

据估计，秦汉时期中国的识字率大约在4%-8%，不少平民拥有读写能力。

2002年，湘西里耶古镇一次性发现了三万多枚秦代竹简，这些竹简有当时人们留下的公文、信函、法律文书等，生动地展示了秦时一座帝国边缘小城的生活百态，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秦代基层官吏、戍卒、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一位叫“黑夫”的秦军士兵留下家书，他的信件中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和文字表示，母亲，我现在需要钱，请您把夏天的衣服也一起寄过来吧。如果老家的布便宜的话，在家乡做好衣服寄过来；如果家乡的布价格贵，就寄钱过来，我自己在前线买布做衣服。

无独有偶，1930年，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简牍一万余支，后被称为“居延汉简”。

按照汉朝烽燧制度，一般烽燧驻守戍卒不到十人，居延烽燧基宽2.5～2.8米、高3米，与寻常烽燧没什么区别，因此居延烽燧驻守人数大约不过十人。但不到十人的烽燧，却在两百余年中积累了一万多支汉简。

学者整理解读之后，发现居延汉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

建国之后，考古专家又相继发现多个汉代烽燧遗址，比如花海汉代烽燧遗址、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出土数万枚汉简，其内容有诏书、簿籍、甲子表、书信、《仓颉篇》等。

显然，汉代驻守烽燧的小团队中，至少有一人识字，以记录日常工作，接受上级命令等。而且，蒙学作品《仓颉篇》的反复出现，说明烽燧军官爱学习，而爱学习的动力，或许就是汉代军人升职需要识字的严谨制度。

居延汉简的出土，显示汉朝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虽然未必能够卖弄文字，但至少略通文墨，识字率不会太低。

军中如此，民间识字率同样不低。《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指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知汉代“民”上书的普遍。

汉文帝时，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缇萦是神医淳于意女儿，为了救父上书皇帝，这就是缇萦救父的故事。汉武帝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司马迁记载的卜式，原本只是一位牧童。汉昭帝时，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汉宣帝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这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宣帝幼时被关在监狱，称帝之后，监狱工作人员上书报功。

通过史料与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判断汉代普通人的识字率并不低，甚至要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王子今感慨，“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汉代识字率）是相当可观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精确地统计出秦汉人民识字读写的比例，但从近来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与同时期识字人口局限于贵族祭祀阶层的罗马帝国相比（大约1%），秦汉帝国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显然要多得多。

那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识字率会比西方高呢？

因为竹子。

上图是全球竹子分布图。

中国是世界上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分布，竹林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35%。

相比中国，欧洲和中东没有竹子，印度虽然有竹子分布，但竹林资源较少，仅占全球竹林总面积的1.7%，且印度的竹子种类也相对单一，主要包括竹藤科、凤尾竹科等几个科的品种。

因为竹子资源分布多且广，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就发明出了竹简——这一古代最为便宜的书写材料。

竹简有多便宜，或者说竹子有多容易加工呢？

“势如破竹”，只要稍微划开一个口子，随便一拉一扯就能把竹子加工成竹条，然后将竹条裁短，拿绳子一系，就成了竹简。

当中国用竹简时，古印度通行的书写材料是桦树皮和贝叶 (棕榈树的树叶) ，古巴比伦在用粘土板和青铜板，古埃及用的是莎草纸，古希腊在用莎草纸和陶片，古罗马在用木板和蜡板。

莎草纸不是纸，是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常见的莎草的茎制成，相当于用莎草茎编的席子，制作成本比竹简高得多。

虽然价格较贵，但莎草纸有一个竹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能作图，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依靠莎草纸完成的。

相比之下，依靠竹简的中国数学只能走算法化的道路，张家山汉简的《算术书》、北大秦简的《算书》显示，由于简牍无法进行作图，中国古代数学家倾向于在数学文献里把几何定理转化为各种等价算法然后刻意把几何推导过程抹掉，于是几乎不可能形成《几何原本》那样的繁琐的演绎化数学。

依靠莎草纸，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哲学、数学蓬勃发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埃拉托塞尼，绝大多数古希腊数学家都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完成学术工作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集中了当时西方最重要最完整的学术资料，而这种学术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全部依赖于莎草纸。亚历山大靠近莎草纸的产地，同时也具备长期保存的气候条件。（莎草纸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被霉菌毁坏）

虽然莎草纸是比较好用的书写材料，但其生产工序复杂，产地单一（尼罗河三角洲），产量少，这些特点使得莎草纸价格高昂。

而莎草纸在潮湿环境下容易损坏的缺点，让其在欧洲最终被羊皮纸取代，但羊皮纸的价格比莎草纸还要高昂。

由于书写材料价格高昂，受教育在西方一直是贵族、祭师阶层的专利，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说，为什么西方没有农民起义？

因为泥腿子的农民起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依靠足够的读书人进行文书传递，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识字，兵都不好分，首领写个手令指挥手下，也得手下认识字才行）

如果陈胜不识字，就写不出“陈胜王”，要是戎卒们不识字，就认不出鱼腹中的“丹书”，陈胜吴广起义也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农民起义传统，恰恰是建立在平民阶层识字率高的基础之上的。

后来中国在东汉发明了纸，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进一步降低了书籍价格。

到宋朝，印刷行业蓬勃发展，民间书院兴起，平民识字率达到20%。政府出告示，农民自己直接就能读懂——“夏秋税差科才下,便榜逐村,大字楷书,告示人户”；据估计，北宋时期的东京地区的识字率甚至达到50%，其中男性的识字率约为60%，女性的识字率约为40%。

识字人口暴增，使得宋朝的文化、科技、经济水平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唐宋八大家六个是宋朝人，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都诞生或者是成熟于宋朝。

这个时候欧洲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昂贵的羊皮纸使得欧洲识字率仅仅1%左右。只有零星的修道院还在教人读书写字。由于缺少读书人传递文书，国家管理半径太小，欧洲只能搞封建制，让一个个日耳曼文盲自己管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不久之后，十三世纪蒙古西征，将造纸术传到了欧洲，书写材料的价格一下子便宜了下来。

随着识字人口增加，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

十五世纪中叶，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1455年2月23日，约翰内斯·古腾堡于德国美因兹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刷其第一部《古腾堡圣经》。

拉丁字母+活字印刷，发生了美妙的化学反应，从此以后欧洲的书籍价格大大下降，欧洲的识字率开始超越中国。

十六世纪，手上也有圣经的欧洲平民开始自己解释圣经，反对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新教革命暴发，思想进一步开放。

识字人口进一步提升，内卷的读书人自会寻找出路，欧洲的文艺、哲学、科学、技术蓬勃发展，逐渐甩开中国。

十七世纪，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引发了科学革命；

十八世纪，瓦特改良蒸汽机，引爆了工业革命。

从此欧洲彻底甩开了中国，并且差距越拉越大，最终用枪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场先进对落后的战争，而在欧洲人眼里也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所以说，国家和文明的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教育水平。

中国识字率高的时候，中华文明领先全球，欧洲识字率后来居上后，欧洲文明吊打世界。

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首功当属前三十年建立的完整教育体系提供了海量的合格劳动力；中美全球竞争的当下，中国科技不落下风，要归功于大学扩招后的工程师红利。

国家也好，文明也罢，真正决定胜负的其实在教育，让“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